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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身革命终不悔 满腔热血铸诗篇

来源:中共忠县县委组织部 发布时间:2018年04月02日 字体大小:[大][中][小]

罗广斌(1924-1967),曾用名罗文进,重庆忠县三汇镇(原泰来乡)水磨河人。著名作家,长篇小说《红岩》作者之一。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48年被捕,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、白公馆集中营。建国后,历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委、统战部部长、重庆市青联副主席。后在重庆市文联专门从事创作。合著革命回忆录《在烈火中永生》、长篇小说《红岩》。

 

一、义无反顾   投身革命

1924年11月,罗广斌出生在成都一个大地主家庭。幼年的优裕生活,使他感到无忧无虑。小时候的罗广斌,聪明好学,智力过人,曾经以手制小模型滑翔飞机获得少年模型滑翔比赛冠军。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后,苦难旧中国的现实,开始引起他的忧虑。因家庭干涉他的婚姻自由,他度过了三年囚禁似的生活。极度的愤懑,迫使他一再强烈反抗,但每反抗一次,留给他的都是痛苦和绝望。直到在他身边出现第一个共产党员马识途(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从事地下工作)后,他才第一次认识到应该怎样走自己的路。在马识途的帮助下,很快说服他的父母,同意他到昆明上学。

1943年夏天,罗广斌来到昆明,抓紧复习功课。不久,以高分数考入了西南联大附中高一班。学习期间,他结交了闻一多的儿子和华罗庚的女儿,经常与进步同学谈议时事政治。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,他和同学办起了附中壁报,宣传进步思想,抨击社会弊端。他得到了政治启蒙,最终坚定他一生从事革命道路的信念。

1944年,罗广斌受马识途的嘱托,在联大附中组建了“民主青年同盟”(简称“民青”,属党的外围组织)分部,由他担任领导工作。1945年上半年是昆明学生运动急遽高涨的阶段,罗广斌成为联大附中学生运动的负责人。在联大一群革命朋友的耳濡目染中,在齐亮(昆明学联主席,马秀英的丈夫,马秀英系马识途堂妹)的带动下,他的革命思想日渐形成,并出色地在学生中开展活动。不久,罗广斌参与筹划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,促成他一生最有决定性的一步,对于他的官僚地主家庭和对国民党政权不抱任何幻想,知其然而叛逆、斗争。

不久,马识途受中共组织委派前往滇南工作。罗广斌强烈要求一同前往。在没被允许的情况下,他于新学期开学不久,便以回四川省亲的名义请了长假而直赴滇南。经马识途推荐,他在建民中学从事初中化学教学。此时他虽不是大学生,但在马识途的帮助下,他认真准备教案,频频试讲,使同学们被他那深入浅出的讲解和迷人的化学实验所吸引,后来竟然被认为是初中最好的教员。他善于与同学交流,与大家一起编排壁报、教唱歌曲、打排球、做书签、讲故事、手工制作模型等,藉以宣传革命思想。

罗广斌到滇南后,因长期没与家人联系,他的父亲来信要他回四川继续上学。罗广斌收到信后,不变初衷,也不回信,想继续留在滇南。马识途劝说道:“要革命什么地方都一样,四川是革命斗争最艰难最危险的地方,更需要比较好的社会关系的人去工作。我相信你已经是一颗火种,丢到哪里,哪里都会燃烧发光。”他服从组织考虑,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建民中学,回到了重庆。

1946年9月,罗广斌随马识途到成都。他遵照家人的意愿,考入了华西大学先修班学习。1947年春,国共破裂。国民党当局封闭了《新华日报》。当罗广斌知道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秘办“XNCR”小报时,他十分兴奋,积极要求参加。此后,他只要有空就参加油印小报工作。不久,罗广斌的父亲要他到重庆,他坚定地说:“我既然已经下决心和这个旧世界决裂,我为什么还老是和这个旧家庭藕断丝连不敢决裂呢?……”在马识途的劝说下,他情不自愿地又回到了重庆。

罗广斌回到重庆不久,便考入西南学院(由民主人士办学、进步教授任教的学院,是重庆地区的一个革命摇篮)新闻系学习。为了广泛联系群众,影响舆论,他与同学一起创办了《清明》壁报,并担任社长。继而,《清明》倡议加强壁报社团的联系,酝酿筹备成立全校“壁报联合会”,并当选“壁联”主席。之后建立学生系科代表联系会,他又被选为出席联系会的新闻系首席代表,成为群众熟悉和喜爱的人。1947年4月12日,罗广斌组织召开系科代表会议,决定在当晚召集全校学生大会,与以黎曦为会长的“西南学院泸县旅渝同乡会”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。这次公开较量,团结了广大群众。罗广斌在斗争中的勇敢机智和才能,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是年,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开展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活动。罗广斌运用昆明学生运动的经验,组织各社团出壁报,请进步教授演讲,举行“五四”篝火晚会,进一步掀起群众的革命热情。5月下旬,全国爆发京沪学生反内战、反饥饿运动。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,罗广斌以系科代表联系会的名义,召开全校学生大会,声援京沪学生,成立“西南学院反内战、反饥饿行动委员会”,并当选为委员会的领导成员。他采取发动和组织同学签自己学号的方式,组织全校罢课。通过短短三个多月的斗争实践,罗广斌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英勇胆识。6月下旬,成为第一批“六一社”社员,并担任组长。

1948年初,罗广斌经中共重庆地下党学运领导人江竹筠、刘国志的介绍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2月,受党的委派,罗广斌化名罗退之,前往秀山县,以县立中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,在学校和当地开展工作,建立组织。在秀山中学工作期间,他认真备课,讲解明晰,很受学生欢迎,迅速提高了威信,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。他精心组织要求进步的学生阅读“三联书店”出版的政治书籍,逐步形成学生中的骨干核心。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,他对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作了认真的了解、考察,发展了4名“六一”社员,为革命留下了火种。正当工作打下初步基础之际,重庆、川东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被敌人严重破坏,党组织决定罗广斌等撤离秀山。

   1948年7月,罗广斌从秀山撤回重庆不久,因中共重庆市委负责人刘国定、冉益智叛变,特务到处抓人。在危机时刻,组织决定他到成都暂时隐蔽。8月,罗广斌回到成都。由于一时找不到社会职业,就住在金河街柿子巷家里,深居简出,等候重庆党组织的通知。9月,因叛徒出卖,罗广斌被成都市军统蓉站站长少将特务周迅予一行抓捕,关押于成都警备司令部。在其父罗宇涵“只要悔过认错,就会放人”的劝说下,他始终没有动摇信念,只对父亲留下了一句“请你们放心,转告母亲,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好了”。不久,罗广斌被移送重庆,关押在“中美合作所”。

 

二、狱中斗争   迎接解放

1948年9月,罗广斌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。是年底,当狱中传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取得辽沈战役胜利,国民党军队被我华东、中原野战军团团围困的振奋人心消息时,罗广斌积极争取值班看守,允许延长放风时间,精心组织了一场有意义的球赛。为此,他收集了五件白衬衫,用红药水把棉线染成红色,然后在每件衬衫的左胸上刺绣了英文Liberty,象征自由和解放。1949年初,罗广斌因在狱中向齐亮传递消息,被放风坝的看守长发现,从此带上脚镣,但这并没影响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。经过斗争,渣滓洞举办了春节联欢活动,他最先带头唱起春节联欢的序曲《乌云遮不住太阳》,手捧沉重的脚镣,单独表演了一个节奏强烈、撼人肺腑的脚镣舞。1949年2月,罗广斌以“不服管教,违犯所规”之名,由渣滓洞监狱转移到白公馆。

罗广斌被关押白公馆后,他把在渣滓洞监狱收集到的情况同刘国志、王朴等进行了交流、讨论和总结,梳理出一些基本意见。之后,在两个监狱秘密党组织的领导下,党员们对基本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,最终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,并嘱托罗广斌作集中整理,争取出狱后向党组织报告。同时,为使狱中充满生气,鼓舞战友斗志,他积极向狱友教唱《国际歌》和《囚歌》。还把在渣滓洞学来的用黄泥和草纸,分别制作成象棋和扑克牌,开展文娱活动。同时,利用看守杨钦典、王发贵经常到囚室下棋之机,与陈然、刘国志一道做他们的分化瓦解工作,给他们分析形势,晓以利害,指明前途。不久,国民党当局又安排他父亲与他会面,声称只要他表示不参加政治活动,即可释放,否则“玉石俱焚”。罗广斌当即大义凛然地回答:“办不到,还是把我押回白公馆吧!”很快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进白公馆,罗广斌与他的战友欣喜万分。经过热烈讨论,一致赞成罗广斌的提议,在狱中制作一面五星红旗。罗广斌献出他的红色被面做旗面,陈然拿出自己的白衬衫,把它剪成五颗红星,大家你一针我一线,绣在红旗上。罗广斌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诗《我们也有一面红旗》。他期待着解放那天,高举着这面旗帜,冲出去。

1949年11月27日早晨,当罗广斌得知敌人不久将要进行大屠杀的消息后,立即与四号牢房联系,共同商量越狱。同时研究如何与渣滓洞取得联系,以便共同行动。此时,敌人已按照预先拟定的计划,从楼上开始,三、五个人一批进行屠杀。罗广斌在生命危险之际,带头高唱《国际歌》,并高呼:“中国共产党万岁!”“毛主席万岁!”深夜来临,罗广斌抓住白公馆只留下看守杨典钦一人的有利时机,积极做好争取转化工作。他拿着看守杨钦典递来的斧头和一把钥匙,将白公馆剩余的19人放出。随后,宣布越狱路线,将越狱人员分成5个组,以黑夜和茂密的松林作掩护,全部安全逃离白公馆。

   1949年12月25日,在重庆解放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,罗广斌向党组织递交了长达几万字的《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》(以下简称《报告》)。《报告》分七个部分,仅存的四个部分两万多字,详细记录和反映了当时的地下斗争和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、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英烈们的英勇忠烈和崇高精神风貌。《报告》第七部分为“狱中意见”,共有八条,是狱中共产党员们留给党组织的最后寄语。具体内容:(1)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;(2)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;(3)不要理想主义,对上级也不要迷信;(4)注意路线问题,不要从“右”跳到“左”;(5)切勿轻视敌人;(6)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、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;(7)严格进行整党整风;(8)惩办叛徒特务。事隔近60年,当我们重温这“狱中八条”时,仿佛就是针对今天而写,可见其历史和现实意义之强烈。

 

三、投身建设   彰显才能

罗广斌热忱、开朗、聪慧过人,他对自然科学、航空模型、球类运动、篆刻、演讲、养鱼业等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。他干一行、爱一行、钻一行,再加上他对革命的忠诚和风度,他走到哪里,总是很快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。他的这种严肃认真,吃苦耐劳,勇于进取,不甘落后和知识广泛的精神气质,一直贯穿在小说《红岩》创作的全过程之中。

从美蒋杀人魔窟“中美合作所”脱险出来后,罗广斌以虎口余生之身、兴奋昂扬之情,回到党的怀抱,欢庆全国解放的胜利。神州变新颜,万众齐欢腾!那时,气宇轩昂、九死一生的罗广斌又很快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之中。

按照党组织的安排,罗广斌作为脱险志士代表,参加了新成立的“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遇难烈士筹备委员会”的筹备工作,具体负责收集、整理烈士资料,包括烈士遗物、著作和诗文。根据收集的大量资料,他负责向“烈士资料审查委员会”翔实汇报每个烈士的被捕经过、狱中表现、英勇就义等情况,经过初审、复审和反复研究,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终于在1950年1月15日追悼大会召开之前,认定烈士236人。

追悼大会结束后,罗广斌被分配到共青团重庆市工委工作。当时,团的工作正处于创建之初,困难重重。但他善于团结青年同志,很快打开局面,建立工作秩序,充分显示出很强的组织能力。之后,他工作调动频繁,先后担任北碚区团委组织部长、九龙坡区团委书记、团市委统战部长、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。无论他在哪个单位工作,都能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任务。特别是他在担任团市委统战部长期间,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,对私营工商业中的青年代表人物,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,使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,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。在民主青年联合会工作期间,他和青联的几位领导成员相处得十分融洽,亲密无间,工作卓有成效。

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,罗广斌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,倾注于对青年的宣传鼓动工作,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。1950年6月,朝鲜战争爆发,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,严重威胁着我国安全。罗广斌以亲身的经历、历史见证人的角度,每天到工厂、学校、机关去作传统教育报告,揭露美蒋特务在“中美合作所”的滔天罪行,宣扬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事迹,前后共作报告达100多场次。不少青年听了他的报告后,纷纷要求加入共青团,许多团员、青年踊跃报名参军,要求到朝鲜战场英勇杀敌。

   1957年,市委决定下放一批市级机关干部去长寿湖劳动锻炼,开办农场。罗广斌作为先遣队成员之一,第一批来到长寿湖,进行实地勘查,提出建场规划。为加速渔业发展,长寿湖农场除设总场外,还专门设立一个渔场,罗广斌同志任总场党委委员、渔场场长兼团委书记。为打开工作局面,他不辞劳苦,请教当地渔民,从实际出发,因陋就简,组建了一个上百人的养鱼队,一个鱼池基建队。他亲自参加鱼池设计,利用水田,加高田坎,作为临时渔池,以便在当年放养鱼苗鱼种投湖。同时,组建一支300人的捕鱼大队,通过训练,使队员初步掌握了划船、捕鱼技术。为解决捕鱼问题,他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,决定建一个造船厂和一个网具队。将一个人划的“双飞燕”改造为大而稳、由两人操作的“四飞燕”。他还亲自筹款,组织设计施工,建造了长寿湖第一艘机动渔船。他强调科学养鱼、科学捕鱼,亲自组织了灯光捕鱼等试验,成立了长寿湖水产试验室,成功地揭开了“草鱼、鲢鱼在水库天然繁殖之谜”,否定了所谓“草鱼、鲢鱼只能在江河流水中产卵,在静水中不能产卵繁殖”的说法,受到时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赞扬。凭着对鱼的迷恋和对事业的追求,在他的倡导下,渔场水产试验室扩大成立了水产研究所。他组织10多人的科学调查队伍,奔赴金沙江,进行中华鲟产卵场的实地调查。1959年,他写出了《金沙江鲟鱼产卵场调查》报告,成为我国第一篇关于中华鲟鱼产卵场的研究成果,为以后长寿湖水研所发现更多的产卵场和人工繁殖奠定了基础。

 

四、呕心沥血   铸就红岩

解放初期,罗广斌与几位同志通宵达旦工作,编辑出版了20余万字的纪念特刊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》(美蒋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)。这一特刊的出版,为烈士展览馆后来编写烈士传略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,也为他本人在以后创作长篇小说《红岩》积累了大量的素材。

1956年,罗广斌、杨益言、刘德彬向中共重庆市委写了一个报告:愿意把他们知道的东西整理出来。市委同意后,他们三人分头写出了五六十万字的书面材料。随后,他们按照市领导的要求,通过对材料的选择、整理,写出了革命回忆录《在烈火中永生》。该书一出版,即发行达328万册,在全国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。

1958年11月,共青团中央常委、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朱语今和王维玲来到重庆,对罗广斌(当时罗广斌、刘德彬正在市委机关的劳动基地狮子滩长寿湖农场劳动锻炼)等人提出“广大青年对这一题材很感兴趣,希望你们用长篇小说形式来加以表现”的想法,他们愉快地接受了写小说《红岩》的任务。罗广斌说:“写小说,这是我们多年来的强烈愿望,只是我们没有写过小说,现在党需要我们写,我们就写,尽力写好”。不久,经重庆市委批准,决定安排罗广斌、杨益言来完成《红岩》的写作任务。

为保证长篇小说《红岩》创作的顺利开展,时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,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长肖泽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,一是给他们足够的时间,让他们安心写作;二是要他们依靠专家的指点;三是提供一切有用的背景材料和有利写作的方便条件。

1959年1月,罗广斌从长寿湖农场回来,便集中精力小说创作。创作初期,他与杨益言一道,首先重新学习了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。接着把能够找到的古今中外描写监狱斗争的作品搜集起来,阅读研究。向熟悉工厂、农村斗争的老同志请教,查阅敌档,提审在押特务……6月,近30万字的小说初稿形成。之后,小说初稿经市委宣传部、组织部审阅后,再次进行修改、排印,于8月形成第二稿,暂定名为《禁锢的世界》。二稿与初稿相比,在质量上有了明显提高,特别是将原来零散的材料初步归整起来,具有了小说的雏形。但仍存在结构上不够严谨;有的地方写得过于简单有的地方又有些拖沓,头绪纷繁;在人物的描写上,主要人物似乎多了一些,笔力有些分散。

为作品精神面貌翻身,经著名作家沙汀提议,党组织决定让罗、杨到北京参观、学习,以进一步对全国解放前夕的革命形势作深入了解,然后回到重庆修改小说。1960年6月,罗、杨怀着渴望学习的心情,来到了北京。一到北京,他们就被安排到军事博物馆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参观。陈列其中的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电报、文件、批示、文章、社论……,使他们读后异常兴奋,仿佛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力量。因展品不许拍照,不许抄录,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到玻璃橱窗前,把相关内容背诵下来,然后又缓缓走到休息处,悄悄抄到自己的小本子上。通过参观、学习,他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打开了眼界,拓展了思路,使他们认识到,不能光写狱中斗争的本身,还要扩展开来写。在听取了相关方面的意见后,罗、杨决心再一次重写。

他们在北京参观、学习结束后,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,利用业余时间构思,拟定二稿的修改方案。10月,市委组织部同意罗、杨脱产出来致力于小说的创作。11月,进入三稿的写作。其间,任白戈书记鼓励他们写好这本书,并指出“要抓住蒋介石的后台——美国这个大老板,不论是实写、虚写,写多少,都要在小说里写美国特务,并且要贯穿作品的始终,不然就没有‘中美合作所’这个特点了。”

1961年3月,他们完成了小说三稿的修改。此稿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,还是在艺术技巧上,都较前两稿有了明显提高。这也是《红岩》全书定局的最关键的一稿。但他们对三稿却不满足,他们几次表示:“希望多听到更多的意见”,并希望到北京修改。3月7日,罗、杨来到北京,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一起座谈。他们分别从小说构思和写法、主题和人物、关于敌人的描写、小说的结尾四个方面谈出了自己的创作修改思路和文学形成过程。3月28日,罗、杨把修改好的三稿交到编辑部,并与编辑部的同志共同讨论书名。经过反复推敲,最后定名为《红岩》。6月底,罗、杨广纳群言,博采众长,用了三个月的时间,完成了四稿,并带着排出的校样离京回渝。

7月7日,罗、杨回到重庆后,重庆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长肖泽宽听取了他们关于小说创作及修改的情况汇报。当即对四稿作出四点安排:一是指定市委宣传部文艺处、市委党校、团市委、组织部的同志看校样,并提出意见;二是在汇集了各方面的意见后,将主要问题向任白戈书记汇报,请他把关掌舵;三是七月底去成都,在沙汀指导下进行修改;四是修改后,再次到北京,在出版社的指导下,最后定稿。随后,罗广斌、杨益言再次来到北京,听取各方面的意见,在“神与物游”、“物我两忘”的境界中,对情节安排、人物塑造、艺术构思、细节运用、文字技巧等方面,又系统地进行了修改。

1961年12月10日,小说《红岩》终于定稿,并正式出版。罗广斌、杨益言为了完成这部巨著,付出了难以叙说的艰辛。无论是阴湿寒冷的隆冬,还是烈日炎炎的盛夏,他们每天工作达十七、八个小时,从初稿到定稿,行程万里,重写了三次,大改了两次,苦战了三个春秋。但此时的罗广斌却说:“我现在改出劲头了。改一次提高一步,如果需要的话,我真想把全书重写一遍。”他们用生命和血泪写出长篇小说《红岩》。

《红岩》问世不到一年,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,并掀起读《红岩》热潮,发行达500万册,创下国内小说发行的新纪录,对青少年起到了很好的革命传统教育作用。同时,各种艺术形式纷纷以《红岩》人物为题材,创作出戏剧、电影、曲艺、连环画等,并译成日、德、英、法、越、朝、蒙等十多种文字向外发行,堪比《保尔·柯察金》。

不久,罗广斌、杨益言、刘德彬准备撰写《红岩》前续,时间定在1934~1946年。围绕这一创作计划,他们先后搜集、阅读了2000多万字的文史资料,访问了100多位老同志,还提审了一些在押的有关犯人……可以说,他们掌握的这些资料,为他们创作《红岩》前续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素材。1965年,经过四年的酝酿准备,他们已基本完成写作前的准备工作,并开始进入写作。

可是就在他们满怀信心准备动手写作的时候,一场“文化大革命”风暴袭来,使他们的写作计划全部摧毁。1967年2月10日,罗广斌陷入“文革”暴风骤雨之中,被迫害致死,年仅42岁,过早地中止了他不平凡的一生。

   1978年11月11日,中共重庆市委为其平反昭雪,并在共青团重庆市委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。文化部、中国文联、中国作协、共青团中央,四川省委组织部、宣传部,重庆市委、市委组织部、宣传部,共青团四川省委,解放军空军歌舞团,北影厂和胡耀邦、茅盾、周扬、夏衍、林默涵、华罗庚、任白戈、赵丹等为其送了花圈